﹝20﹞德沃金说，每一位法官的解释理论都立基于其自己的信念之上，而这些信念必将是无可避免地因人而异的。
实定法上之所以作出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之分，这并非是权利本身存在高低贵贱之分，而是因为由于宪法对权利的列举在方法上无法穷尽，因此只能在所有的候选权利中进行取舍，这种取舍是立宪技术上的要求，而并非权利本身存在价值上的根本差异。宪法是对权利的一种法律上的确认，这种确认对权利的保护是有必要的，它使权利保护的对象更加明确，也使权利保护的手段和方式更加具体化。
基本权利由于其已经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的发展，已定型化为一种具有确定内容的权利，而非基本权利由于其形态尚未完全固定，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因此当这种类型的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保护需求时，如果这种保护需求得不到及时的实现，非基本权利存在发生变异的可能，甚至有可能变成一种现有权利体系的破坏性力量。宪政实践的历史表明，对这两种权利的价值排序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结果，原因在于对排序标准理解的不一致，每一个国家都是从本国权利保障的历史来理解排序的标准的，因而在不同的国家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持非原旨主义观点的法官则认为，制宪者的原意是无法确定的，通过制宪者留下的资料去揣摩制宪者的意图是一种主观推测的结果，这种结果只是推测者的本人的意图而并非是制宪者的原意。国家权力对于个人权利而言处于一种消极地位——只有在个人请求下才提供保护，而非在个人未提出保护请求的情况下采取积极保障措施，惟恐国家权力不当侵入个人空间。从权利保护的实践来看，相对于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而言，非基本权利的保护呈现一种分散化、功利化的特征，这对非基本权利的保护和基本权利的生成都是不利的。
权利从权利因子阶段发展到非基本权利阶段以后，其权利保护的要求将逐步显现，此时需要宪法给予及时的保护。近代立宪主义以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划分为基础，将宪法的功能定位于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两个方面，而从总体上看，宪法的最终落脚点在于权利保障。[15]他以医生运用其医学知识挽救任何垂危的生命而不问维持这种生命有何意义为例，指出，所有的自然科学给我们提供的回答，只针对这样的问题：假定我们希望从技术上控制生命，我们该如何做？至于我们…这样做是否有终极意义，都不是科学所要涉足的问题…。
该文还进一步提出，为在发展、改革、创新中坚持法治、推进法治，应通过多种途径、形式，培养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公职人员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一期[1] 作者：姜明安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14] 本节的内容曾在《法制日报》2011年6月8日第9版上发表，本文引用时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并添加了若干注释。[3] 彭真：《在首都新闻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84年4月8日。
因为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做，那么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值得做的事情。人民如何有效监督政府。
本文仅选择就目前学界有关这个问题的四个争议点阐述笔者的主张。公法领域内的争论只是政治争论的延伸。可以说，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依法执政，就没有依法治国，就不可能有法治。目前，我国国人对法治与发展关系的认识存在若干误区。
如果不解决这些对策问题，法治国家就只能停留在口号上而不可能转化为现实。一个国家要实行法治，建设法治，发展法治，毫无疑问首先要研究和解决这些基本理论问题，要使国人，特别是国家领导人，在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上达成初步的和最低限度的共识。公权力如何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22]因此，法学研究，法治研究，包括法治对策研究，绝不可仅从现行制定法出发，从硬法出发，而应更多地以法律的原理、原则为指导，探讨硬软法共治机制。
政府为人民服务，为行政相对人服务本应是天经地义的，但因为构成政府的公职人员不是天使，故必须以法治加以制约和通过法治加以保障。[13] 参见《建设服务型政府应正确处理的若干关系》，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因为，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执政党执政是通过其掌控的国家机关实现的，执政党本身并不设置政治局、书记处、地方党委、部门党组及党的各种部门（如纪委、政法委等）直接行使国家公权力。[17]至于对策研究，学者们通常也不认可价值判断的意义。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绝对集权，绝对腐败[9]的历史规律的不可抗拒性，从而追求公权力的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特别是相互制约。（三）法治对策研究应如何平衡法的安定性、稳定性与改革、发展的变动性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学者的一般观点是：法的安定性与改革、发展的变动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另外，执政党保障自己依法执政的执法机构与国家的执法、司法机构应是什么关系，法律如何对这些关系进行调整，等等。[21]我国行政法学家罗豪才亦提出，法律不限于硬法，还包括软法。这种转型涉及民主与法治的诸多理论问题，如服务型政府与有限政府的关系、服务型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服务与规制的关系、服务与法治的关系等。[26] 哈罗德．J ．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9页。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只是法律的立、改、废不能过于频繁，其限度应以不破坏法的安定性、稳定性为界。
要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五）如何正确处理服务型政府与有限政府、法治政府的关系2004年，国务院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提出，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首要目标：[11]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更是直接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和任务。这种观点受到另一些学者的反对。
同时，也只有公民社会的成长、发达，服务型政府才能真正建成和正常运作。[23]为了消除现行法律与改革发展的冲突，有学者提出良性违宪，良性违法的主张，认为只要目的是为了促进改革、发展，其虽在形式上违宪、违法，但却符合较所违之宪、所违之法的更高的法。光讲法治而不解决如何建设法治和发展法治的问题，法治只能成为看起来很美的口号，而不可能转化成现实。此时，法治对策研究的课题就逐步从法制建设转到法治实施，解决如何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何促进依法行政，如何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等一系列问题。
如何正确处理发展、改革、创新与法治的关系。三、法治对策研究的进路与方法[14]法治对策研究的进路与方法为何，在理论和实践上并没有标准答案，学者们见仁见智，各有各的认知与感悟。
（一）法治对策研究要不要进行价值判断？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学者的一般观点是：科学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研究，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不应进行价值判断，都不应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如认为在中国当下的转型时期，发展是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法治是次要矛盾或矛盾的次要方面。
法治政府最本质的要素和特质是为人民服务，为行政相对人服务。对于科学研究与价值判断的关系，笔者主张应区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对策应用研究，依据所研究问题的性质而对之采取不完全相同的态度。
本杰明．内森．卡多佐认为，法律必须稳定，但不能一成不变。英国公法学家马丁．洛克林认为，公法只是一种复杂的政治话语形态。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笔者认为不能完全脱离价值判断。法治对策研究应如何处理激情与理性的关系。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7条。对法治与发展对策研究的进路与方法的讨论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展开。
他认为，新的时代将是一个‘综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非此即彼让位于‘亦此亦彼。无法消除和无法限制的静与动，有着同样的破坏性。
法治对策研究应如何处理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
